莱万多夫斯基七连冠悬念终揭晓，传奇再添新章|爱游戏积分榜

文 | 王一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原载FT中文网,全文8600余字，阅读约需13分钟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的第二天,《大西洋月刊》曾致电亨利·基辛格，希望他爱游戏赛事平台就特朗普是否胜任总统职位发表看法，这位资深外交家的回应极为简短：“这个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他已是经民主程序选出的总统。”他继而补充道：“没有人能预见其对外政策走向，各国都需要时间去适应特朗普——更确切地说，是一场紧迫而深刻的适应。”

以下是我对这一问题的一份研读札记,谨以此文向那份曾塑造半个世纪国际政治基本格局的历史性电报致敬，向一种更为深邃的人格分析方法致敬，也向历史长河中反复沉淀下来的古老智慧致敬。

01

特朗普与自恋型人格

修昔底德在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借雅典人之口，将帝国的根本驱动力归结为利益、恐惧与荣誉，两千年后，霍布斯在《利维坦》第十三章“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中重现了爱游戏英雄联盟这一古老洞见，他认为，人类进步的恒久动力同样源于此，而谈及荣誉，他写道：

“每个人都希望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能与自我评价相符，一旦遭遇轻慢或贬低的迹象，便会本能地尽其所能施以报复，迫使轻慢者重新评估自己，并以此儆效尤，从他人处赢得同样的认可。”

霍布斯笔下的荣誉,正是许多伟大国务家毕生追逐权势的核心动机，伯里克利以其名义向阵亡将士发表葬礼演说，拿破仑甘愿以不息的战争为其献祭，对荣誉的渴慕往往与利益诱惑及安全恐惧并存，当后两者退居其次，名气成为个体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时，便极易导致个人欲望凌驾于政体利益之上的灾难性后果。

当代美国对这一现象并不陌生,冷战期间，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相互威慑的对峙中寸步不让；从越南战争、克林顿的全球维和行动，到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无数次超越了爱游戏积分榜战争本应具备的理性边界，居于“山巅之城”的美国，个体英雄主义乃至自恋情绪的存在，实在不足为奇，肯尼迪眼中，除麦乔治·邦迪外几乎无人值得信赖；约翰逊对个人物品极为珍视，哪怕只是一张废纸屑，也精心留存，离任后，其图书馆的藏品竟因此轻而易举地丰富起来；而克林顿与奥巴马则始终与人保持距离，整个任期内几乎未曾与任何外国政要结下私交。

然而如今,世人皆已目睹，从未有哪位总统展现出如特朗普般独特的个人风貌，除了竞选时的帽子和卸任后的图书馆，不会有人这般执着地在一切物体表面镌刻自己金色的名字；不会有人在竞选时告诉选民：“我们需要一位写过《做交易的艺术》的人来领导国家。”即便卸任后，也未必有人敢如此笃定地宣称自己便是成功本身——而特朗普在参选之前，早已将这份自信视为天命。

若依霍布斯的释义,利益与恐惧似乎难以成为特朗普前行的动力，对于一位个人资产超过历史历任总统总和的企业家而言：

“金钱已难再带来刺激，除非它能继续为我增分。”

他所指的“增分”，是人生意义上的进阶，或可暂且粗略地理解为一种更高层级的个体追求，这种追求与霍布斯所描绘的荣誉极为相似，正如他在书中写道：

“当人们低估你时，就继续追赶他们（证明自己），当他们看到你赶超时，那种感觉无以言表，甚至更加酣畅。”

这一追求贯穿了特朗普的一生,从一名优秀的学生，到华尔街的骄子，再到1987年接受采访时首次暗示“白宫是我向往的猎物”，其人生轨迹渐次铺展。

追求荣誉固然是崇高的抱负,但特朗普似乎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去年宣布参选时，“清晰政治”网站发表分析文章指出：

“从临床角度看，自恋者通常自命不凡、极度自满、热衷吹嘘、蔑视其眼中无足轻重之人、独占话语权、自认享有特权，一旦未能如愿便动辄暴怒，特朗普在初选期间的表现，几乎与上述特征一一吻合。”

此后,精神分析领域的专家提出假设，认为特朗普患有典型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在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情绪稳定性及开放性等五个维度均处于极端状态，碍于医学界“金水法则”（未经专业医务人员诊断，不得对公众人物的健康状况妄加评论），这一论断始终停留在经验层面，但此类猜测在特朗普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后不断升温，人们将其与杰克逊总统时期美国政治的混乱相提并论，担忧核按钮掌握在一位情绪极度不稳定者手中的后果，不久后，2.5万人在change.org请愿网站上联名要求对这位总统候选人进行心理健康评估。

尽管缺乏确凿证据,公众直观地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正是特朗普所展现出的那种姿态，在《做交易的艺术》中，通篇充斥着“我”“特朗普”“我们”等字眼，这绝非一本寻常的成功学著作，而是一部建立于第一人称视角、充满说教意味的个体宣言。《自恋与精神失常的领袖》一书的作者瓦克宁，通过对特朗普600小时讲话视频的研究发现，其单位时间内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远超历任美国总统。

在特朗普的世界中,他人几乎不存在——即便就在眼前，也能被无视得彻底，胜选后的演说中，他点名感谢了十余名他认为对竞选有功的人，每提到一个名字，紧随其侧的副手彭斯便跟着鼓掌，然而始终没轮到自己，直到演说结束，特朗普转身欲离场的刹那，才瞥见彭斯，匆匆补了一句“也感谢彭斯”，便扬长而去。

如果这尚可视为疏忽,那么当初介绍彭斯作为竞选搭档的提名演讲，则堪称一场社交灾难，整场演说的结构大致如此——

“彭斯……我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判断没错……彭斯……希拉里是个奸诈的骗子……彭斯……脱欧问题上我是对的……彭斯……希拉里满口谎言……我们会重振煤炭业……基督徒都支持我……彭斯……我的发言是有数据支撑的……彭斯长得不错……我在华盛顿的酒店越办越火……彭斯”。

《纽约时报》评论道：

“特朗普即兴发挥的时间，是介绍彭斯所用时间的两倍以上，待彭斯致词时，他甚至不愿留在台上，用欣赏的目光注视对方，那场面，恰似一场婚礼上，新郎对新娘的兴趣早已索然。”

这种极端的自我中心,在特朗普身上浑然一体，不辨场合。《大西洋月刊》另一篇关于特朗普性格分析的文章中，提到1999年特朗普在父亲葬礼上的致辞，他在开场白中称：“这是父亲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天。”随后话锋一转——

“他最大的成就，是养育了一位声名显赫的亿万富翁儿子。”

特朗普家族传记作家布莱尔回忆：第一人称的叙述很快便驱逐了所有第三人称，父亲彻底不再被提及，当所有人都沉浸于追忆之时，特朗普一人独享关于父亲遗产（即他自身）的滔滔不绝。

这些表现虽滑稽,却尚属自恋型人格障碍的“阳光面”，而作为一种医学意义上的疾病，它还具备典型的阴暗特征——对外界环境高度敏感、自尊心极度脆弱、自我保护欲望异常强烈。

特朗普极少拥有真正的朋友,这在竞选期间尤为明显，最后冲刺阶段，当克林顿夫妇与奥巴马夫妇、拜登夫妇及众多明星齐聚一堂时，特朗普身边没有布什家族，没有罗姆尼、麦凯恩、保罗·瑞恩，只有家人，他内心其实在意，只是用激烈的方式进行对抗——在演讲中反复列举好友名单，一一念出名字，竞选最后一天，他提到有200名军官支持他，还提及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比尔·比利切克与汤姆·布雷迪在投票后给他写了赞美信，岂料，民主党阵营随即采访了布雷迪，后者困惑地回应：我还没去投票，这无疑狠狠刺痛了特朗普的自尊心。

“偷税门”事件同样如此，类似抨击在历届选举中屡见不鲜，而特朗普向来乐于炫耀自身公司与资产，理应不会惧于透明公开，一种较为普遍的分析认为，因初选阶段他曾自称身价百亿，而多家金融分析机构估算其实际身价不过三十亿，他害怕一旦公开报税信息便会颜面尽失，就性格分析而言，这确实可能成为特朗普心中隐痛，他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定舆论代价。

自恋心理的终极诉求,在于自身完美获得外界认可；而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终极梦魇，则恰恰在于这种渴求不仅未获回应，反而遭遇无情冷遇，特朗普对自身缺陷异常敏感：其管家曾回忆，他因身材偏胖，几乎从未在庄园泳池边穿过泳裤；其首任妻子伊万娜，因滑雪时超过了他，旋即引发特朗普勃然大怒，他甚至直接脱掉雪板，径自步行下山。

一则更为广为流传的轶事是：1980年，《名利场》编辑卡特曾讥讽特朗普为“短手指的俗人”，25年后，卡特仍会收到特朗普寄来的照片——手执金色Sharpie笔，以示其手指尺寸正常，三十年后，马克·鲁比奥在竞选中再度以此嘲讽特朗普，后者当场暴跳如雷，并以更粗鄙的言辞予以回击。

通过竞选,特朗普如愿成为公众焦点，他独特的观点、语汇、手势与习惯，逐渐为大众所熟悉，草根阶层视其为强权者、反抗者、救世主，精英阶层则视其为某种法西斯式的灾难，这些标签充斥着公众对其的认知，在满足并撩拨特朗普虚荣心的同时，也共同构筑了种种失真乃至错位的现代镜像。

自恋并不等同于强硬、独立、反抗或革命，其终极价值仅在于自恋本身，其他一切价值意象，不过是为其服务的装饰，因为这些标签更有利于实现自我倾慕，反过来，一旦有所需要，任何标签皆可抛弃——这或许也能解释，特朗普将如何在竞选承诺与执政现实之间跨越巨大的鸿沟：关键时刻，现实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

但“自恋型人格”这一基本经验判断，在特朗普身上并无偏差，这是特朗普之为人的终极合法性来源，不可能被轻易丢弃，当我们沿这次竞选的轨迹回溯其传记、观看其早期采访片段时，惊讶地发现，特朗普的诸多言论并非竞选对抗的应激产物，也绝非幕僚团队的政治策略，而是他人生积淀的真实呈现，是人性风骨的实在反映，这种风骨成就了他的成功，同时也被其成功所回馈、反塑，最终推动他从特朗普大厦的电梯中走出来，宣布参选。

对特朗普而言,竞选意味着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观众、更高的荣誉——乃至远超荣誉的个人满足感、话语霸权的沉醉感、挥洒个体意志的权力感，而这些，正是其行为的全部根源。

02

特朗普的国际政治观念

冷战初期,乔治·凯南撰写那封著名的八千字长电报《苏联行为的根源》，试图通过深刻剖析苏联民族性格，为杜鲁门政府界定国家利益、制定对苏战略提供路向，面对特朗普如此鲜明的人格风貌，乃至其行动的核心驱动力，类似的研究路径值得再次尝试。

基辛格在《大西洋月刊》的采访中坦言，除“亲自搞定与中国和俄罗斯的两笔交易”外，特朗普几乎未就国际秩序和国家利益界定提出任何具体主张，而自冷战以来，美国的国家利益论述习惯于遵循凯南等数代战略家所建立的轻重缓急框架：从“新面貌”“灵活反应”“缓和”到“世界警察”，历届政府虽对国际形势判断各异，整体逻辑与范式仍在延续。

希拉里在竞选中提出的对外战略,是传统且带有鲜明冷战色彩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奥巴马更“传统”，这严重脱离了当代选民的诉求，特朗普以粗粝的“孤立主义”口号将其一举击溃，当我们重新审视特朗普派头上的“孤立主义”时，会发现这一标签竟连国际政治多维度的复杂性都无法覆盖，我们将要做的是，沿其人格分析框架，尽可能延展出他可能产生的国际政治观念判断，这一方法或许难言完备，却足以提供一种经验性的分析视角，而在当下，这种基础性的探索尤为必要。

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

特朗普成长于一个威权式家庭,其父弗雷德·特朗普，是在皇后区与布鲁克林区白手起家的地产商人，特朗普幼时常被冠以“有钱仔”的外号，尽管他努力协调，仍难以融入不同阶层同伴的圈子，他唯有刻苦学习，并始终保持最优秀，代价则是愈加孤僻、习惯自我欣赏，协助父亲监管工地期间，他常随父亲巡视社区，他注意到父亲每次敲门后，总会悄悄避开正对门楣的位置，父亲解释说，以防门内的人因不信任而直接开枪，这段经历对特朗普的成长影响深远，使他相信世界本源中存在着不可信任的“原罪”，在他眼中，今天的华尔街便是那扇虚掩的暗门，枪口正隐藏在门后，而他始终站在门楣之外。

按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绝对安全始终居于个体与国家利益之首，自恋型人格的内心极为敏锐，外部环境变化会掀起巨大情绪波澜，而逃避这种焦虑的唯一路径便是寻求绝对安全，刻苦学习是绝对安全，将所有人拒之门外也是绝对安全，特朗普美墨边境建墙、限制穆斯林入境的政见，听来荒诞，更像是为博取选票的极端措辞——但这同样源自他自幼与少数族裔绝缘的成长经历，是一种寻求安全、消弭焦虑的防卫机制。

这种绝对主义还体现在其对国家道德的判断上,瓦克宁教授从特朗普喜好给人起外号的特征入手，认为他具有主动寻找敌人的天然倾向，唯有通过确立敌人并将其彻底击倒，才能真正凸显自我合法性——“与人斗，其乐无穷”已内化为他重要的性格特质，在他的认知世界里，是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如果你不是100%顺服于我，你便会110%地成为我的敌人。”世界上有好人与坏人之分：来自新泽西州的克里斯蒂是“好人”，希拉里是“坏人”，对“好人”，他会在每场演讲中不惜篇幅特意点名，并附上“他是个好人，非常好的人”的评价；对“坏人”，他则报之以毕生之恨，用最恶毒的语言持续攻击。

记者科潘斯曾在报道中认为特朗普钟爱的马阿拉歌庄园“有些过时”，特朗普随即怒火中烧，每日数条推文反复抨击科潘斯，称其为“不诚实的懒虫”“真正的垃圾，毫无信誉可言”，攻击持续了整整两年，甚至令科潘斯自觉跻身于特朗普最痛恨的“前十万名”之列。

经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利益而非国家道德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若将个人道德上的好恶，转移到国家道德的判断上，便极易出现国家道德凌驾于国家利益的现象——重回威尔逊主义的旧途，目前来看，特朗普笃信绝对主义而非相对主义方案，从他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的憎恨中，已可窥见强烈的善恶观，我们有理由预期，在特朗普任期内，小布什政府时代“邪恶轴心”式的词组，或将重出江湖。

现实主义与强人政治

特朗普是一位毋庸置疑的现实主义者,制度与规范在他眼中一文不值，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所言：“特朗普从未对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规则表现出哪怕最基本的尊重。”

从现实主义权力观来看,特朗普对权力的理解颇似自恋型人格障碍中所谓“上帝光环”（God-Like）心理——本质上是站在更高位置、拥有操控一切的一种个体满足感，其父弗雷德从小便希望他成为市场中具有攻击性的“杀手”与“国王”，于是将其送入军校，而那所军校，在特朗普回忆中“非常严苛，满是能够把你打得落花流水的军官”，这段经历彻底教会了他何为强权，只有拥有权力，才能不被欺辱；拥有权力，才可“把ISIS打出屎来”；拥有权力，就能给美国的敌人施以严酷刑罚，让他们明白——特朗普便是上帝。

基于同样逻辑,特朗普倾慕强人政治，痴迷于强人之间分享权术、操控局势的快感，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与普京之间存在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与欣赏，这种强人之间的幽微互动，或将成为特朗普执政期间重要的国际政治变量，深刻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向，反观之，鉴于其一贯的对女性歧视立场，默克尔、特蕾莎·梅恐怕将深陷失落——她们将发现，难以再全然倚赖大洋彼岸的自由精神，身处特朗普与普京两位“直男癌”之间，令其举步维艰，这一点，从默克尔那封措辞谨慎的贺电中便可见一斑。

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必将反感制度安排的种种束缚，他笃信赤裸裸的权势力量，在《做交易的艺术》中，他指出成功的要义在于“将目标设得极高，然后不断施压、施压、再施压，直到如愿以偿”，在其看来，权力足以改变一切，包括制度与规则，他要求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且其商业合作者多记得他酷爱动辄诉诸法律。

《大西洋月刊》判断，鉴于特朗普在两院和联邦法院将遭遇极强反对力量，其政府很有可能重演尼克松政府的路线：对外强硬务实，对内则对选民蒙蔽暧昧，充满马基雅维利式的功利算计，这一判断有“政治真相”（PolitiFact）网站的数据支撑：尽管特朗普持续攻击希拉里为“骗子”，但该网站对其竞选演讲内容的统计分析显示，2%为真实，7%绝大部分真实，15%半真半假，15%绝大部分虚构，42%完全虚构，18%根本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孤立主义与商业精神

特朗普没有任何执政经验,本质上是一名商人，他近乎本能地关注自己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与“资本回报率”，在他看来，新保守主义以降的全球干涉格局已令美国不堪重负，放眼全球，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处处伤痕，一名商人的直觉便是——放弃不必要的负债项目，为国家的全球义务瘦身，这与孤立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谋而合。

若将“资本回报率”映射至国际政治现实，其指向便是如何获取更高的霸权收益，在特朗普看来，对于已形成依赖的“搭便车”国家，享受帝国庇佑便须缴纳“保护费”，这一体系是否值得维持，仅取决于其历史成本、维护费用与收益，他视“签署好合同”为重要商业原则，认定NAFTA和TPP都是糟糕协定，甚至不惜违背契约精神也要重谈。

彻底的孤立主义未必是特朗普的本意,他不过是以“孤立”相威胁，惩罚那些过去依赖“美国治下的和平”却未付费的国家，一旦建立平等的买卖关系，美国依然愿意提供公共物品——这终究仍是一桩划算的交易，而对特朗普本人而言，他的兴趣终究会回归至对外事务上——那是他梦寐以求的舞台，一个可在各国政要面前展示个人威望、宣泄话语霸权的广阔天地。

这或许是治愈其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最佳场域,特朗普拥有无穷无尽的身体能量与表达欲望，他自述夜深人静时仍难以入睡，人们常惊讶于其下半夜仍在发布推文，国内政党与利益集团的掣肘太多，唯有国际舞台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肆无忌惮地运用外交所赋予的独有权力，以高压态势逼迫他认定的“敌人”向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本人俯首称臣。

可信性与合法性

让我们回到美国的国家荣誉,如果说特朗普上台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认为奥巴马令美国“衰落”了，而他必须力挽狂澜，“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特朗普是爱国的，这与深爱自己的逻辑一脉相承，可以预见，在其任内，“美国例外主义”仍将延续，他将视国家颜面为己颜面，竭尽所能捍卫。

人们往往因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性格,担忧其治下美国是否会丧失维持冷战以来霸权的重要支柱——“可信性”，这种担忧或许是多余的，正如前文所述，特朗普泾渭分明，他划定阵营后便全力以赴：铁杆盟友克里斯蒂在竞选中屡屡失态，特朗普从未将其弃如敝履；竞选经理莱万多夫斯基被控殴打女记者，特朗普第一时间出面力挺，我们有理由想象这样的场景：他会在普京面前高谈阔论，说“在拉美有许多盟友，在亚洲有许多盟友，中国近来与我关系也不错”，只要事关荣耀与承诺，他会尽力维系美国的可信性——因为这份信任的对象，正是他自己。

而最令人担忧的,恐怕是特朗普对“政绩合法性”的极度追逐，他如此看重国家形象，定会像每日精心梳头一般，亲自打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面子工程，他几乎一定会像观察股票行情一样，密切注视美国国际声誉的涨落，一旦国际社会看低美国，他定将动用手头一切权势与外交资源，为美国的国际地位强势“护盘”。

这中间潜藏的最大风险,在于自恋型人格的一个致命逻辑——无休止地证明自己是对的，正如一位精神科医生所言：

“患者对事实本身毫不在意，若有人发出质疑，便会以更剧烈的行为向你证明。”

特朗普的竞选历程恰是这一逻辑的写照：他接连更换两位竞选经理，几乎每次分道扬镳，都是因后者劝他克制言论徒劳无功，而他总是会在下一次演讲中言辞更猛、立场更极端，以此证明自己不会因之付出代价，特朗普最终赢了——他必然为此欢欣鼓舞，认定这种游戏规则行得通，而一旦他把这份“胜利的自信”搬上国际政治舞台，必将引发博弈论中所谓“针尖对麦芒”“胆小鬼游戏”式的循环困局，为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紧张与深远的失序。

回顾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诸多分析人士指出，为其父老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复仇的心理，正是小布什执意动武的关键动因，在《大西洋月刊》看来，特朗普与小布什一样，终身追寻载入史册的功业，一旦时机成熟，他必会做出惊世之举，纵然甘冒巨大风险也在所不惜——因为这能带来个人意义上极为巨大的“情感回报”（Emotional Payoff），极大地抚慰内心自恋情结，令其深陷于自我满足，并在历史长河中刻下自身永恒的合法性。

面对特朗普,中国该如何抉择？下文待续，敬请关注。